父亲去世之后,我的长辈们接二连三地都去世,和我同辈的人也都老了,日子艰辛使他们的容貌看上去比我能大十岁,也开始在死去。我把母亲接到了城里跟我过活,棣花街这几年我回去次数减少了。故乡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现在的故乡对于我越来越成为一种概念。每当我路过城街的劳务市场,站满了那些粗手粗脚衣衫破烂的年轻农民,总觉得其中许多人面熟,就猜测他们是我故乡死去的父老的托生。我甚至有过这样的念头:如果将来母亲也过世了,我还回故乡吗?或许不再回去,或许回去得更勤吧。故乡呀,我感激着故乡给了我生命,把我送到了城里,每一做想故乡那**的老街,那老婆婆在院子里用湿草燃起熏蚊子的火,火不起焰,只冒着酸酸的呛呛的黑烟,我就强烈地冲动着要为故乡写些什么。我以前写过,那都是写整个商州,真正为棣花街写的太零碎太少。我清楚,故乡将出现另一种形状,我将越来越陌生,它以后或许像有了疤的苹果,苹果腐烂,如一泡脓水,或许它会淤地里生出了荷花,愈开愈艳,但那都再不属于我,而目前的态势与我相宜,我有责任和感情写下它。法门寺的塔在倒塌了一半的时候,我用散文记载过一半塔的模样,那是至今世上惟一写一半塔的文字,现在我为故乡写这本书,却是为了忘却的回忆。

  我决心以这本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

  当我雄心勃勃在2003年的春天动笔之前,我奠祭了棣花街上近十年二十年的亡人,也为棣花街上未亡的人把一杯酒洒在地上,从此我书房当庭摆放的那一个巨大的汉罐里,日日燃香,香烟袅袅,如一根线端端冲上屋顶。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赞歌现实还是诅咒现实,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那些亡人,包括我的父亲,当了一辈子村干部的伯父,以及我的三位婶娘,那些未亡人,包括现在又是村干部的堂兄和在乡派出所当警察的族侄,他们总是像抢镜头一样在我眼前涌现,死鬼和活鬼一起向我诉说,诉说时又是那么争争吵吵。我就放下笔盯着汉罐长出来的烟线,烟线在我长长的吁气中突然地散乱,我就感觉到满屋子中幽灵飘浮。

  书稿整整写了一年九个月,这期间我基本上没有再干别事,缺席了多少会议被领导批评,拒绝了多少应酬让朋友们恨骂,我只是写我的。每日清晨从住所带了一包擀成的面条或包好的素饺,赶到写作的书房,门窗依然是严闭的,大开着灯光,掐断电话,中午在煤气灶煮了面条和素饺,一直到天黑方出去吃饭喝茶会友。一日一日这么过着,寂寞是难熬的,休息的方法就写毛笔字和画画。我画了唐僧玄奘的像,以他当年在城南大雁塔译经的清苦来激励自己。我画了《悲天悯猫图》,一只狗卧在那里,仰面朝天而悲嚎,一只猫蹑手蹑脚过来看狗。我画《抚琴人》,题写:“精神寂寞方抚琴”。又写了条幅:“到底毛颖是吞虏,沧浪随处可濯缨”。我把这些字画挂在四壁,更有两个大字一直在书桌前:“守侯”,让守住灵魂的侯来监视我。古人讲:文章惊恐成,这部书稿真的一直在惊恐中写作,完成了一稿,不满意,再写,还不满意,又写了三稿,仍是不满意,在三稿上又修改了一次。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现象,我不知道是年龄大了,精力不济,还是我江郎才尽,总是结不了稿,连家人都看着我可怜了,说:结束吧,结束吧,再改你就改傻了!我是差不多要傻了,难道人是土变的,身上的泥垢越搓越搓不净,书稿也是越改越这儿不是那儿不够吗?

  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位朋友一直在关注着,我每写完一稿,他就拿去复印。那个小小的复印店,复印了四稿,每一稿都近八百页,他得到了一笔很好的收入,他就极热情,和我的朋友就都最早读这书稿。他们都来自农村,但都不是文学圈中的人,读得非常兴趣,跑来对我说:“你要树碑子,这是个大碑子啊!”他们的话当然给了我反复修改的信心,但终于放下了最后一稿的笔,坐在烟雾腾腾的书房里,我又一次怀疑我所写出的这些文字了。我的故乡是棣花街,我的故事是清风街,棣花街是月,清风街是水中月,棣花街是花,清风街是镜里花。但水中的月镜里的花依然是那些生老病离死,吃喝拉撒睡,这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农村人或在农村生活过的人能进入,城里人能进入吗?陕西人能进入,外省人能进入吗?我不是不懂得也不是没写过戏剧性的情节,也不是陌生和拒绝那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只因我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它只能是这一种写法,这如同马腿的矫健是马为觅食跑出来的,鸟声的悦耳是鸟为求爱唱出来的。我惟一表现我的,是我在哪儿不经意地进入,如何地变换角色和控制节奏。在时尚于理念写作的今天,时尚于家族史诗写作的今天,我把浓茶倒在宜兴瓷碗里会不会被人看做是清水呢?穿一件土布袄去吃宴席会不会被耻笑为贫穷呢?如果慢慢去读,能理解我的迷惘和辛酸,可很多人习惯了翻着读,是否说“没意思”就撂到尘埃里去了呢?更可怕的,是那些先入为主的人,他要是一听说我又写了一本书,还不去读就要骂母猪生不下狮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早年在棣花街时,就遇着过一个因地畔纠纷与我家置了气的邻居妇女,她看我家什么都不顺眼,骂过我娘,也骂过我,连我家的鸡狗走路她都骂过。我久久地不敢把书稿交付给出版社,还是帮我复印的那个朋友给我鼓劲,他说:“真是傻呀你,一袋子粮食摆在街市上,讲究吃海鲜的人不光顾,要减肥的只吃蔬菜水果的人不光顾,总有吃米吃面的主儿吧?!”

  但现在我倒担心起故乡人如何对待这本书了,既然张狂着要树一块碑子,他们肯让我竖吗,认可这块碑子吗?清风街里的人人事事,棣花街上都能寻着根根蔓蔓,画鬼容易画人难,我不至于太没本事,要写老虎却写成了狗吧。再是,犯不犯忌讳呢?我是不懂政治的,但我怕政治。十几年前我写《商州初录》,有人就大加讨伐,说“调子灰暗,把农民的垢甲搓下来给农民看,甭说为人民写作,为社会主义写作,连‘进步作家’都不如!”雨果说:人有石头,上帝有云。而如今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知道,在我的故乡,有许多是做了的不一定说,说了的不一定做,但我是作家,作家是受苦与抨击的先知,作家职业的性质决定了他与现实社会可能要发生磨擦,却绝没企图和罪恶。我听说过甚至还亲眼目睹过,一个乡级干部对着县级领导,一个县级干部对着省级领导述职的时候,他们要说尽成绩,连虱子都长了双眼皮,当他们申报款项,却惶了还再惶,人在喝风屙屁,屁都没个屁味。树一块碑子,并不是在修一座祠堂,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强大,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需要活得儒雅,我以清风街的故事为碑了,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

  (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与选举观察研究丛书》中的有关材料和数据,特在此说明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