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炉村人就有了“文革”的命运,他们和我们就有了“文革”的命运,中国人就有了“文革”的命运。

  “文革”结束了,不管怎样,也不管作什么评价,正如任何一个人类历史的巨大灾难无不是以历史的进步而补偿的一样,没有“文革”就没有中国人思想上的裂变,没有“文革”就不可能有以后的整个社会转型的改革。而问题是,曾经的一段时期,似乎大家都是“文革”的批判者,好像谁也没了责任。是呀,责任是谁呢,寻不到能千刀万剐的责任人,只留下了一个恶的代名词:文革。但我常常想:在中国,以后还会不会再出现类似“文革”那样的事呢?说这样的话别人会以为矫情了吧,可这是真的,如我受过了5·12地震波及的恐惧后,至今午休时不时就觉得床动,立即惊醒,心跳不已。

  有人说过很精彩的话,说因为你与你的家人和亲朋在这个世上只有一次碰面的机会,所以得珍惜,因为人与人同在这个地球,所以得珍惜。可现实中这种珍惜并不是那么就做到了,贫穷使人容易凶残,不平等容易使人仇恨,不要以为自己如何对待了别人,别人就会如何也对待自己。永远不要相信真正,没有真正,没有真正的友谊,没有真正的爱情,只有善与丑,只有时间,只有在时间里转换美丑。这如同土地,它可以长出各种草木,草木生出红白黄蓝紫黑青的花,这些颜色原本都在土里。我们放不下心的是在我们身上,除了仁义理智信外,同时也有着魔鬼,而魔鬼强悍,最易于放纵,只有物质之丰富,教育之普及,法制之健全,制度之完备,宗教之提升,才是人类自我控制的办法。

  在书中,有那么一个善人,他在喋喋不休地说病,古炉村里的病人太多了,他需要来说,他说着与村人不一样的话,这些话或许不像个乡下人说的,但我还是让他说。这个善人是有原型的,先是我们村里的一个老者,后来我在一个寺庙里看到了桌子上摆放了许多佛教方面的书,这些书是信男信女编印的,非正式出版,可以免费,谁喜欢谁可以拿走,我就拿走了一本《王凤仪言行录》。王凤仪是清同治人,书中介绍了他的一生和他一生给人说病的事迹。我读了数遍,觉得非常好,就让他同村中的老者合二为一做了善人。善人是宗教的,哲学的,他又不是宗教家和哲学家,他的学识和生存环境只能算是乡间智者,在人性爆发了恶的年代,他注定要失败的,但他毕竟疗救了一些村人,在进行着他力所能及的恢复、修补,维持着人伦道德,企图着社会的和谐和安稳。

  陕西这地方土厚,惯来出奇人异事,十多年来时常传出哪儿出了个什么什么神来。我曾经在西安城南的山里拜访过众多的隐在洞穴和茅棚里修行的人,曾经见过一位并没有上过大学却钻研了十多年高等数学的农民,曾经读过一本自称是创立了新的宇宙哲学的手写书,还有一本针对时下世界格局的新的兵书草稿,曾经与那些堪舆大师、预测高手以及一场大病后突然有了功力能消灾灭祸的人交谈过。最有兴趣的去结识那些民间艺人,比如刻皮影的,捏花馍的,搞木雕泥塑的,做血社火芯子的,无师而绘画的,铰花花的。铰花花就是剪纸。我见过了这些人,这些人并不是传说中的不得了,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有神性的人,要么天人合一,要么意志坚强,定力超常。当我在书中写到狗尿苔的婆,原本我是要写我母亲的灵秀和善良,写到一半,得知陕北又发现一个能铰花花的老太太周苹英,她目不识丁,剪出的作品却有一种圣的境界。因为路远,我还未去寻访,竟意外地得到了一本她的剪纸图册,其中还有郭庆丰的一篇介评她的文章,文章写得真好,帮助我从周苹英的剪纸中看懂了许多灵魂的图像。于是,狗尿苔婆的身上同时也就有了周苹英的影子。

  整个的写作过程中,《王凤仪言行录》和周苹英的剪纸图册以及郭庆丰的介评周苹英的文章,是我读过而参考借鉴最多的作品,所以特意在此向他们致礼。

  除此之外,古炉村里的人人事事,几乎全部是我的记忆。狗尿苔,那个可怜可爱的孩子,虽然不完全依附于某一个原型的身上,但在写作的时候,常有一种幻觉,是他就在我的书房,或者钻到这儿藏到那儿,或者痴呆呆地坐在桌前看我,偶尔还叫着我的名字。我定睛后,当然书房里什么人都没有,却糊涂了:狗尿苔会不会就是我呢?我喜欢着这个人物,他实在是太丑陋,太精怪,太委屈,他前无来处,后无落脚,如星外之客,当他被抱养在了古炉村,因人境逼仄,所以导致想像无涯,与动物植物交流,构成了童话一般的世界。狗尿苔和他的童话乐园,这正是古炉村山光水色的美丽中的美丽。

  在写作的中期,我收购了一尊明代的铜佛,是童子佛,赤身裸体,有繁密的发髻,有垂肩的大耳,两条特长的胳膊,一手举过头顶指天,一手垂下过膝指地,意思是:天上地下唯我独尊。这尊佛就供在书桌上,他注视着我的写作,在我的意念里,他也将神明赋给了我的狗尿苔,我也恍惚里认定狗尿苔其实是一位天使。

  整整四年了,四年浸淫在记忆里。但我明白我要完成的并不是回忆录,也不是写自传的工作。它是小说。小说有小说的基本写作规律。我依然采取了写实的方法,建设着那个自古以来就烧瓷的村子,尽力使这个村子有声有色,有气味,有温度,开目即见,触手可摸。以我狭隘的认识吧,长篇小说就是写生活,写生活的经验,如果写出让读者读时不觉得它是小说了,而相信真有那么一个村子,有一群人在那个村子里过着封闭的庸俗的柴米油盐和悲欢离合的日子,发生着就是那个村子发生的故事,等他们有这种认同了,甚至还觉得这样的村子和村子里的人太朴素和简单,太平常了,这样也称之为小说,那他们自己也可以写了,这,就是我最满意的成功。我在年轻的时候是写诗的,受过李贺影响,李贺是常骑着毛驴想他的诗句,突然有一个句子了就写下来装进囊袋里。我也就苦思冥想寻诗句,但往往写成了让编辑去审,编辑却说我是把充满诗意的每一句写成了没有诗意的一首诗。自后我放弃了写诗,改写小说,那时所写的小说追求怎样写得有哲理,有观念,怎样标新立异,现在看起来,激情充满,刻意作势,太过矫情。在读古代大作家的诗文,比如李白吧,那首“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简直是大白话么,太简单了么,但让自己去写,打死就是写不出来。最容易的其实是最难的,最朴素的其实是最豪华的。什么叫写活了逼真了才能活,逼真就得写实,写实就是写日常,写伦理。脚蹬地才能跃起,任何现代主义的艺术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写实功力之上的。

  写实并不是就事说事,为写实而写实,那是一摊泥塌在地上,是鸡仅仅能飞到院墙。在《秦腔》那本书里,我主张过以实写虚,以最真实朴素的句子去建造作品浑然多义而完整的意境,如建造房子一样,坚实的基,牢固的柱子和墙,而房子里全部是空虚,让阳光照进,空气流通。

  回想起来,我的写作得益最大的是美术理论,在二十年前,西方那些现代主义各流派的美术理论让我大开眼界。而中国的书,我除了兴趣戏曲美学外,热衷在国画里寻找我小说的技法。西方现代派美术的思维和观念,中国传统美术的哲学和技术,如果结合了,如面能揉得到,那是让人兴奋而乐此不疲的。比如,怎样大面积地团块渲染,看似塞满,其实有层次脉络,渲染中既有西方的色彩,又隐着中国的线条,既有淋淋真气使得温暖,又显一派苍茫沉厚。比如,看似写实,其实写意,看似没秩序,没工整,胡摊乱堆,整体上却清明透澈。比如,怎样“破笔散锋”。比如,怎样使世情环境苦涩与悲凉,怎样使人物郁勃黝黯,孤寂无奈。

  苦恼的是越是这样的思索,越是去试验,越是感到了自己的功力不济,四年里,原本可以很快写下去,常常就写不下去,泄气,发火,对着镜子恨自己,说:不写了!可不写更难受。世上上瘾东西太多了,吸鸦片上瘾,喝酒上瘾,吃饭是最大上瘾,写作也上瘾。还得写下去,那就平静下来,尽其能力去写吧。在功夫不济的情况下,我能做到的就是反复叮咛自己:慢些,慢些,把握住节奏,要笔顺着我,不要我被笔牵着,要故事为人物生发,不要人物跟着故事跑了。

  四年里,出了多少事情,受了多少难场,当我写完全书最后一个字时,我说天呀,我终于写完了,写得怎样那是另一回事,但我总算写完了。

  我感激着家里的大小活儿从不让我干,对于妻子女儿,我是那样地不尽责,我对她们说:啊把我当个大领导看待吧,大领导谁是能顾了家的呢?我感激着我的字画,字画收入使我没有了经济的压力,从而不再在写作中考虑市场,能让我安静地写,写我想写的东西。我感激着我的身体,它除了坏掉了四颗牙,别的部位并没有出麻达。我感激着那三百多支签名笔,它们的血是黑水,流尽了,静静地死去在那个大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