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岁后,周围的熟人有些开始死亡,去火葬场的次数增多,而我突然地喜欢在身上装钱了,又瞌睡日渐减少,便知道自己是老了。

  老了就提醒自己:一定不要贪恋位子,不吃粉凉便腾板凳;一定不要太去抛头露面,能不参加的活动坚决抹下脸去拒绝;一定不要偏执;一定不要嫉妒别人。这些都可以做到,尽量去做到,但控制不了的却是记忆啊,而且记忆越忆越是远,越远越是那么清晰。

  这让我有些恍惚:难道人生不是百年,是二百年,一是现实的日子,一是梦境的日子?甚至还不忘消灭,一方面用儿女来复制自己,一方面靠记忆还原自己?

  我的记忆更多的回到了少年,我的少年正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后期,那时中国正发生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对于文化大革命,已经是很久的时间没人提及了,或许那四十多年,时间在消磨着一切,可影视没完没了地戏说着清代,明代,唐汉秦的故事,“文革”怎么就无人兴趣吗?或许“文革”仍是敏感的话题,不堪回首,难以把握,那里边有政治,涉及到评价,过去就让过去吧?

  其实,自从“文革”结束以后,我何尝不也在回避。我是每年十几次地回过我的故乡,在我家的老宅子墙头依稀还有着当年的标语残迹,我有意不去看它。那座废弃了的小学校里,我参加过一次批斗会,还作过记录员,路过了偏不进去。甚至有一年经过一个村子,有人指着三间歪歪斜斜的破房子,说那是当年吊打我父亲的那个造反派的家,我说:他还在吗?回答是:早死了,全家都死了。我说:哦,都死了。就匆匆离去。

  而在我们的那个村子里,经历过“文革”的人有多半死了,少半的还在,其中就有一位曾经是一派很大的头儿,他们全都鹤首鸡皮,或仍在田间劳动,或已经拄上了拐杖,默默地从巷道里走过。我去河畔钓鱼的那个中午,看见有人背了柴草过河,这是两个老汉,头发全白了,腿细得像木棍儿,水流冲得他们站不稳,为了防止跌倒,就手拉扯了手,趔趔趄趄,趔趔趄趄地走了过来。那场面很能感人,我还在感慨着,突然才认得他们曾经是有过仇的,因为“文革”中派别不一样,武斗中一个用砖打破过一个的头,一个气不过,夜里拿了刀砍断了另一个家的椿树,那椿树差不多碗口粗了。而那个当过一派很大的头儿的,佝偻着腰坐在他家的院子里独自喝酒,酒当然是自己酿的包谷酒,握酒杯的手指还很有力,但他的面目是那样的敦厚了,脾气也出奇的柔和,我刚一路过院门口,他就叫我的小名,说:你回来啦?你几个月没回来了,来喝一口,啊喝一口嘛!

  那天的太阳很暖和,村子里极其安静,我目睹着风在巷道里旋起了一股,竟然像一根绳子在那里游走。当年这里曾经多么惨烈的一场武斗啊,现在,没有了血迹,没有了尸体,没有了一地的大字报的纸屑和棍棒砖头,一切都没有了,往事就如这风,一旋而悠悠远去。

  我问我的那些侄孙:你们知道文化大革命吗?侄孙说:不知道。我又问:你们知道你爷的爷的名字吗?侄孙说:不知道。我说:哦,咋啥都不知道。

  不知道爷的爷的名字,却依然在为爷的爷传宗接代,而“文革”呢,一切真的就过去了吗?为什么影视上都可以表现着清以前的各个朝代,而不触及“文革”,这是在做不能忘却的忘却吗?我在五十多岁后动不动就眼前浮出少年的经历,记忆汪汪如水,别的人难道不往事涌上心头?那个佝偻了腰的曾经当过一派大头儿的老人在独自喝酒,寂寞的晚年里他应该咀嚼着什么下酒吧。

  我想,经历过“文革”的人,不管在其中迫害过人或被人迫害过,只要人还活着,他必会有记忆。

  也就在那一次回故乡,我产生了把我记忆写出来的欲望。

  之所以有这种欲望,一是记忆如下雨天蓄起来的窖水,四十多年了,泥沙沉底,拨去漂浮的草末树叶,能看到水的清亮。二是我不满意曾经在“文革”后不久读到的那些关于“文革”的作品,它们都写得过于表

  象,又多形成了程式。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我觉得我应该有使命,或许也正是宿命,经历过的人多半已死去和将要死去,活着的人要么不写作,要么能写的又多怨愤,而我呢,我那时十三岁,初中刚刚学到数学的一元一次方程就辍学回村了。我没有与人辩论过,因为口笨,但我也刷过大字报,刷大字报时我提糨糊桶。我在学校是属于联指,回乡后我们村以贾姓为主,又是属于联指,我再不能亮我的观点,直到后来父亲被批斗,从此越发不敢乱说乱动。但我毕竟年纪还小,谁也不在乎我,虽然也是受害者,却更是旁观者。

  我的旁观,毕竟,是故乡的小山村的“文革”,它或许无法反映全部的“文革”,但我可以自信,我观察到了“文革”怎样在一个乡间的小村子里发生的,如果“文革”之火不是从中国社会的最底层点起,那中国社会的最底层却怎样使火一点就燃?

  我的观察,来自于我自以为的很深的生活中,构成了我的记忆。这是一个人的记忆,也是一个国家的记忆吧。

  其实,“文革”对于国家对于时代是一个大的事件,对于文学,却是一团混沌的令人迷惘又迷醉的东西,它有声有色地充塞在天地之间,当年我站在一旁看着,听不懂也看不透,摸不着头脑,四十多年了,以文学的角度,我还在一旁看着,企图走近和走进,似乎越更无力把握,如看月在山上,登上山了,月亮却离山还远。我只能依量而为,力所能及的从我的生活中去体验去写作,看能否与之接近一点。

  烧制瓷器的那个古炉村子,是偏僻的,那里的山水清明,树木种类繁多,野兽活跃,六畜兴旺,而人虽然勤劳又擅长于技工,却极度的贫穷,正因为太贫穷了,他们落后,简陋,委琐,荒诞,残忍。历来被运动着,也有了运动的惯性。人人病病恹恹,使强用恨,惊惊恐恐,争吵不休。在公社的体制下,像鸟护巢一样守着老婆娃娃热炕头,却老婆不贤,儿女不孝。他们相互依赖,又相互攻讦,像铁匠铺子都卖刀子,从不想刀子也会伤人。他们一方面极其的自私,一方面不惜生命。面对着他们,不能不爱他们,爱着他们又不能不恨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你就在其中,可怜的族类啊,爱恨交集。

  是他们,也是我们,皆芸芸众生,像河里的泥沙顺流移走,像土地上的庄稼,一茬一茬轮回。没有上游的泥沙翻滚,怎么能有下游静水深流,五谷要结,是庄稼就得经受冬冷夏热啊。如城市的一些老太太常常被骗子以秘鲁假钞换取了人民币,是老太太没有知识又贪图占便宜所致,古炉村的人们在“文革”中有他们的小仇小恨,有他们的小利小益,有他们的小幻小想,各人在水里扑腾,却会使水波动,而波动大了,浪头就起,如同过浮桥,谁也并不故意要摆,可人人都在惊慌地走,桥就摆起来,摆得厉害了肯定要翻覆。

  我读过一位智者的书,他这样写着:内心投射出来的形象是神,这偶像就会给人力量,因此人心是空虚的又是恐惧的。如果一件事的因已经开始,它不可避免地制造出一个果,被特定的文化或文明局限及牵制的整个过程,这可以称之为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