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看电视里的西安天气预报时,不知不觉地也关心了那个深山地区的天气预报,就是从那时,我冲动了写《带灯》。

    在写《带灯》过程,也是我整理我自己的过程。不能说我对农村不熟悉,我认为已经太熟悉,即便在西安的街道看到两旁的树和一些小区门前的竖着的石头,我一眼便认得哪棵树是西安原生的哪棵树是从农村移栽的,哪块石头是关中河道里的哪块石头来自陕南的沟峪。可我通过写《带灯》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农村,尤其深入了乡镇政府,知道着那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我的心情不好。可以说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就如书中的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这些问题不是各级组织不知道,都知道,都在努力解决,可有些能解决了有些无法解决,有些无法解决了就学猫刨土掩屎,或者见怪不怪,熟视无睹,自己把自己眼睛闭上了什么都没有发生吧,结果一边解决着一边又大量积压,体制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法制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政治生态问题和环境生态问题,一颗麻疹出来了去搔,逗得一片麻疹出来,搔破了全成了麻子。这种想法令一些朋友嘲笑,说你干啥的就是干啥的。自己卖着蒸馍却管别人盖楼。我说:不能女娲补天,也得杞人忧天么,或许我是共产党员吧。那年四川大地震后十多天里,我睡在床上总觉得床动,走在路上总觉得路面发软,害怕着地震,却又盼望余震快来,惶惶不可终日。

    正因为社会基层的问题太多,你才尊重了在乡镇政府工作的人,上边的任何政策、条令、任务、指示全集中在他们那儿要完成,完不成就受责挨训被罚,各个系统的上级部门都说他们要抓的事情重要,文件、通知雪片似的飞来,他们只有两只手呀,两只手仅十个指头。而他们又能解决什么呢,手里只有风油精,头疼了抹一点,脚疼了也抹一点。他们面对的是农民,怨恨像污水一样泼向他们。这种工作职能决定了它与社会磨擦的危险性。在我接触过的乡镇干部中,你同情着他们地位低下,工资微薄,喝恶水,坐萝卜,受气挨骂,但他们也慢慢地扭曲了,弄虚作假,巴结上司,极力要跳出乡镇,由科级升迁副处。或到县城去寻个轻省岗位,而下乡到村寨了,却能喝酒,能吃鸡,张口骂人,脾气暴戾。所以,我才觉得带灯可敬可亲,她是高贵的,智慧的,环境的逼仄才使她的想象无涯啊!我们可恨着那些贪官污吏,但又想,房子是砖瓦土坯所建,必有大梁和柱子,这些人天生为天下而生,为天下而想,自然不会去为自己的私欲而积财盗名好色和轻薄敷衍,这些人就是江山社稷的脊梁,就是民族的精关。

    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为佛。现在地藏菩萨依然还在做菩萨,我从庙里请回来一尊,给它献花供水焚香。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土地神,印象里胡子那么长个头那么小一股烟一冒就从地里钻出来,而现在觉得它是神,了不起的神,最亲近的神,从文物市场上买回来一尊,不,也是请回来的,在它的香炉里放了五色粮食。

    认识了带灯,了解了带灯,带灯给了我太多的兴奋和喜悦,也给了我太多的悲愤和忧伤,而我要写的《带灯》却一定是文学的,这就使我在动笔之前煎熬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我之前不大理会酝酿这个词,当我与一位八0后的女青年闲谈时,问她昨天晚上怎么没参加一个聚会呢?她说:我睡眠不好,九点钟就要酝酿睡觉了。我问:酝酿睡觉?怎么个酝酿?!她说:我得洗澡,洗完澡听音乐,音乐听着去泡一杯咖啡,然后看书,一边喝咖啡一边看书,看着看着我就困了,闭上眼就轻轻走向床,躺在那里才睡着了。酝酿还要做那么多的程序,在写《带灯》时我就学着她的样,也做了许多工作。

    我做的工作之一是摊开了关于带灯的那么多的材料,思索着书中的带灯应该生长个什么模样呢,她是怎样的品格和面目而区别于以前的《秦腔》、《高兴》、《古炉》,甚或更早的《废都》、《浮躁》、《高老庄》?好心的朋友知道我要写《带灯》了,说:写了那么多了,怎么还写?是呀,我是写了那么多还要写,是证明我还能写吗?是要进一步以丰富而满足虚荣吗?我在审问着自己的时候,另一种声音在呢喃着,我以为是我家的狗,后来看见窗子开了道缝,又以为是挤进来的风,似乎那声音在说:写了几十年了。你也年纪大了,如果还要写,你就要为了你,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去突破和提升。我吓得一身的冷汗。我说: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要夺掉我手中的笔吗?那个声音又响:那你还浪费什么纸张呢?去抱你家的外孙吧!我说:可我丢不下笔,笔已经是我的手了,我能把手剁了吗?那声音最后说了一句:突破那么一点点提高那么一点点也不行吗?那时我突然想到一位诗人的话:白云开口说话,你的天空就下雨了。我伏在书桌上痛哭。

    这件事或许是一种幻觉,却真实地发生过,我的自信受到严重打击,关于带灯的一大堆材料又打包搁置起来。过了春节,接着又生病住院,半年过后,心总不甘,死灰复燃,再次打开关于带灯的一大堆材料,我说:不写东西我还能做什么呢,让我试试,我没能力做到我可以在心里向往啊。看见了那么个好东西,能偷到手的是贼,惦记着也是贼么。

    于是,我又做了另一件工作。其实也是在琢磨。

    我琢磨的是,已经好多年了,所到之处,看到和听到的一种现象:越来越多的人在写作,在纸质材料上写,在电脑网络上写,作品数量如海潮涌来,但社会的舆论中却越来越多的哀叹文学出现了困境,前所未有的困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其实是社会出现了困境。是人类出现了困境。这种困境早已出现,只是我们还在封闭的环境里仅仅为着生存挣扎时未能顾及到,而我们的文学也就自愉自慰自乐着。当改革开放国家开始强盛人民开始富裕后,才举头四顾知道了海阔天空,而社会发展又出现了瓶颈,改革急待于进一步深化,再看我们的文学是那样的尴尬和无奈。我们差不多学会了一句话:作品要有现代意识。那么。现代意识到底是什么呢,对于当下中国的作家又怎么在写作中体现和完成呢?现代意识也就是人类意识。而地球上大多数的人所思所想的是什么,我们应该顺着潮流去才是。美国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他们的强大使他们自信,他们当然要保护他们的国家利益,但不能不承认他们仍在考虑着人类的出路,他们有这种意识,所以他们四处干涉和指点,到南极,到火星,于是他们的文学也多有未来的题材,多有地球毁灭和重找人类栖身地的题材。而我们呢,因为贫穷先关心着吃穿住行的生存问题,久久以来,导致着我们的文学都是现实问题的题材,或是增加自己的虚荣,去回忆祖先曾经的光荣与骄傲。我们的文学多是历史的现实的内容,这对不对呢?是对的,而且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可能还得写这些。当一个人在饥饿的时候盼望的是得到面包,而不是盼望神从天而降,即便盼望神从天而降那也是盼望神拿着面包而来。但是,到了今日,我们的文学虽然还在关注着叙写着现实和历史,又怎样才具有现代意识,人类意识呢?我们的眼睛就得朝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当然不是说我们同样去写地球面临的毁灭,人类寻找新家园的作品,这恐怕我们也写不好,却能做到的是清醒。正视和解决哪些问题是我们通往人类最先进方面的障碍?比如在民族的性情上、文化上、体制上、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上、行为习惯上,怎样不再卑怯和暴戾,怎样不再虚妄和阴暗,怎样才真正的公平和富裕,怎样能活得尊严和自在。只有这样做了,这就是我们提供的中国经验,我们的生存和文学也将是远景大光明,对人类和世界文学的贡献也将是特殊的声响和色彩。

    我从来身体不好。我的体育活动就是热情地观看电视转播的所有体育比赛。在终于开笔写起《带灯》,逢着了欧冠杯赛,当我一场又一场欣赏着巴塞罗那队的足球,突然有一天想:哈,他们的踢法是不是和我《秦腔》、《古炉》的写法近似呢?啊,是近似。传统的踢法里,这得有后卫、中场、前锋,讲究的三条线如何保持距离,中场特别要腰硬,前锋得边路传中,等等等等。巴塞罗那则是所有人都是防守者和进攻者,进攻时就不停地传球倒脚,繁琐、细密而眼花缭乱地华丽,一切都在耐烦着显得毫不经意了,突然球就踢入网中。这样的消解了传统的阵型和战术的踢法。不就是不倚重故事和情节的写作吗,那繁琐细密的传球倒脚不就是写作中靠细节推进吗?我是那样地惊喜和兴奋。和我一同看球的是一个搞批评的朋友,他总是不认可我《秦腔》、《古炉》的写法,我说:你瞧呀,瞧呀,他们又进球了!他们不是总能进球吗?!

    《秦腔》、《古炉》是那一种写法,《带灯》我却不想再那样写了,《带灯》是不适那种写法,我也得变变,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那怎么写呢?其实我总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写得时间长了,又浸淫其中,你总能寻到一种适合于你要写的内容的写法,如冬天必然寻到是棉衣毛裤,夏天必然寻到短裤T恤,你的笔是握在自己手里,却老觉得有什么力量在掌控了你的胳膊。几十年以来,我喜欢着明清以至三十年代的文学语言,它清新,灵动,疏淡,幽默,有韵致。我模仿着,借鉴着,后来似乎也有些像模像样了。而到了这般年纪,心性变了,却兴趣了中国两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的风格,它没有那么多的灵动和蕴藉、委婉和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何况我是陕西南部人,生我养我的地方属秦头楚尾,我的品种里有柔的成分,有秀的基因,而我长期以来爱好着明清的文字,不免有些轻的佻的油的滑的一种玩的迹象出来,这令我真的警觉。我得有意地学学两汉品格了,使自己向海风山骨靠近。可这稍微的转身就何等地艰难,写《带灯》时力不从心,常常能听到转身时关关节节都在响动,只好转一点,停下来,再转一点,停下来。我感叹地说:哪里能买到文学上的大力丸呢?

    就在《带灯》写到一半,天津的一个文友来到了西安。她见了我说:怎么还写呀?我说:鸡不下蛋它憋啊!她返回天津后在报上写了关于我的一篇文章,其中写到我名字里的凹字,倒对我有了启发。以前有人说这个凹字,说是谷是牝是盆是坑是砚是元宝,她却说是火山口。她这说得有趣,并不是她在夸我了我才说有趣,觉得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理解火山口。社会是火山口,创作是火山口。火山口是曾经喷发过熔岩后留下的出口,它平日是静寂的,没有树,没有草,更没有花,飞鸟走兽也不临近,但它只要是活的,内心一直在汹涌,在突奔,随时又会发生新的喷发。我常常有些迷信,生活中总以什么暗示着而求得给予自己自信和力量,看到文友的文章后,我将一个巨大的多年前购置的自然凹石摆在了桌上,它几乎占满了整个桌面。当年我是以它像个凹字而购置的,现在我将它看作了火山口敬供,但愿我的写作能如此。

    带灯说,天热得像是把人拎起来拧水,这个夏天里写完了《带灯》。稿子交给了别人去复印,又托付别人将它送去杂志社和出版社,我就再不理会这个文学的带灯长成什么样子,腿长不长,能否跑远,有没有翅,是鸡翅还是鹰翅,飞得高吗?我全不管了,抽身而去农村了。我希望这一段隐在农村,恢复我农民的本性,吃五谷,喝泉水,吸农村的地气,晒农村的太阳,等待新的写作欲望的冲动,让天使和魔鬼再一次敲门。

    这是一个人到了既喜欢《离骚》,又必须读《山海经》的年纪了,我想要日月平顺,每晚如带灯一样关心着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咀嚼着天气就是天意的道理,看人间的万千变化。

    王静安说: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